进行房产税改革有四大好处

　　楼继伟称，尽可能不开征新税种，还要适当简并现有税种与税率，税制设计尽可能简单透明，减少自由裁量权。

　　重点改革转移支付制度

　　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被喻为我国财政体制建设的里程碑。

　　楼继伟在文章中反思说，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，现行财税体制的制度优势正在削弱。主要是：预算管理制度的完整性、有效性和透明度不够，预算管理偏重收入、支出预算偏软，不利于依法治税和人大监督;税收制度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、改革、转型的新形势，特别是在解决产能过剩、调节收入分配、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功能较弱;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存在不清晰、不合理、不规范等问题，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。

　　转移支付被列为重点改革对象。目前，我国的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，涉及资金达几万亿。楼继伟说，我国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繁杂、资金分散、配套过多、影响政策目标实现与重大改革的实施效率，“必须按中央要求，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，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，同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，对保留的专项进行甄别，属于地方事务且数额相对固定的项目，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。”

　　重点支出与GDP挂钩的问题被看作是“逆世界潮流”的做法。楼继伟说，支出挂钩机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僵化，肢解了各级政府预算安排，加大了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难度，部分领域甚至出现财政投入与事业发展“两张皮”、“钱等项目”、“敞口花钱”等问题。

    建立地方发债管理体制

　　楼继伟说，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居高不下，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加速积累，财政中长期可持续面临严峻挑战。“有部分地方债余额超过当地综合财力，并已出现债务逾期。”

　　楼继伟认为，这次《决定》提出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，“这意味着建立起在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基础上，地方发债的管理体制。”

　　地方债的出现，除了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，也与我国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、不合理有关，地方承担与财权不匹配的事权，导致地方政府在事权方面存在着财力缺口。

　　楼继伟认为，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承担，如涉及国家安全的国际河流保护与跨流域大江大河治理等。这造成地方承担了不适合承担的事务，中央不得不通过设立大量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给予补助。

　　楼继伟举例说，2012年，我国中央财政本级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5%，这一指标在英国、美国、日本分别为73%、54%和42%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46%。

　　《决定》同时也提到，完善地方税体系。目前，消费税、房地产税等均被纳入到地方主体税的考虑范围之中。楼继伟在文中提到，房产税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，并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。在他看来，进行房产税改革有多重好处，“不仅是实现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，也有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。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，也利于地方政府提供持续、稳定的收入来源。”

　　对于消费税，楼继伟提到，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，调整部分税目税率，进一步有效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。